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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年，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劃時代的轉折點，第三次復的鄧小平重回黨中央的領導核心，在他的倡議和推動下，借助中美建立外交關系的破冰之舉，新一屆黨中央、國務院的部分領導人跨出國門，分別到一些發達國家進行交流考察，相比較之下我國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巨大落差，成為有目共睹的認知。為快速改變我國的落后局面，3月份中央政治局批準了國家計委擬定的新技術和成套設備引進方案，相繼與西方發達國家簽訂了22項共計130億美元的商務合同；在同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上，鄧小平再次強調“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、先進裝備，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”。9月份，鄧小平到東北地區視察調研，10月份又應邀赴日本考察了汽車制造、鋼鐵冶煉和高速列車；12月份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，確立了“解放思想、實事求是”的政治路線，引領中國開始了對內改革、對外開放、建設四個現代化強國的偉大征程。

當年，我國的經濟實力非常有限，滿目瘡痍的落后程度觸目驚心。例如，美國一個現代化家庭農場產出的糧食，大致相當于我國一個縣的平均值；我國最大的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在為人均年產1輛“老解放”沾沾自喜的時候，日本日產汽車公司已經達到人均年產94輛高品質汽車的制造水平；1978年我國的鋼產量3178萬噸，人均才0.03噸，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八分之一，并且多數還是抵擋次的粗鋼。嚴酷的現實呼喚加快改革開放的腳步，然而引進國際上先進的技術裝備需要大量的外匯儲備，錢從何處來？是當時最窘迫的問題之一。身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首先想到了石油，1978年9月14日，百忙之中親自視察了正處于產能旺盛期的大慶油田，他說：“要想進口，我們必須出口換匯”，希望“盡可能多地出口石油，反過來我們才能得到許多好東西。”

當時，大慶油田的年產量已經躍升到5000萬噸以上，占全國石油總產量的大約50%。此外，隨著勝利、華北、遼河等一批主力油田節節上產，全國的石油總產量突破了1億噸大關，在自用有余的情況下，出口石油是最便捷的創匯手段，僅1978年這一年出口石油就換取了12.2億美元的外匯收入，為落實國家引進化肥、化纖、高壓聚乙烯、鋼鐵等急需的成套設備和先進技術做出了保障性貢獻。鄧小平曾充滿自信地說：“外國人為什么要來？他們判斷中國確實有償付能力，我們有稀有金屬、有各種礦藏，有油水。”這個油水主要是指石油，因此，一些經濟學界的專家們稱頌石油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助推器，并且感嘆：“我們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沒有大慶石油的戰略突破，沒有中國石油工業的獨立自主，沒有大規模出口石油換回外匯，中國的改革開放還能如此順利嗎？”這也是鄧小平視察大慶油田，高度關注石油工業發展的動因之一。

改革開放初期，我國引進的最大項目是總投資300億的寶鋼建設工程，，投產后使中國的鋼鐵工業與世界先進相比至少縮短了20年的差距。寶鋼生產的石油鉆桿、套管、油管通過了美國石油工程師學會（API）的質量認證，研制的X系列石油管道鋼達到了國外同類產品的高端水平，已經建成的西氣東輸管道有66%的管材出自寶鋼。這些以石油換外匯建成的項目促進石油工業大發展的事例比比皆是，例如化肥、化纖、高壓聚乙烯都是以石油為原料深度加工的下游產業，使石油的利用價值和產出利潤成倍增長。縱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矚目成就，石油是助推器的評價恰如其分。